堵车是北京市空间结构引起的问题

2003年9月17日，一场中雨就使北京市中心的各主要街道被堵得水泄不通。在这样的情况下，9月23日，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提出了应对交通拥堵的十大措施，包括“给公交车设置专用封闭车道”、“引导和限制私车使用”、“城区中心停车要高收费”、“加强城市次干道和支路建设”等。这些举措看上去更多的是希望改善交通的硬件与软件等技术手段，而且有战略性的一条“结合北京空间发展布局调整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编制《北京综合交通规划》”则被湮没其中，很容易被人忽视。但熟知内情者已能看出，北京市的决策层如今终于“历史性”地把交通问题与城市的空间布局联系起来了。

这里之所以称为“历史性”，还是源于半个世纪前北京城市规划界的那场著名的争论。建筑学家梁思成、陈占祥1950年2月提出著名的“梁陈方案”，建议在北京古城以西的公主坟与乐坛之间建设行政中心区，避免在古城内大兴土木，并推动全市的平衡发展。这个方案长期以来仅被一些人认为是对北京古城的一个保护性方案，而其中包含着的至今仍具有重大参考价值的对北京交通建设方面的科学思考，却一直难以得到决策者的关注，以致一次次错失良机，北京最终被堵在了城市能否理性发展的十字路口。梁思成、陈占祥在建议书中写道，他们所提方案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保存北京古城以内的文物，还有为实现工作人员近距离居住于就业方面的考虑，只有实现了工作与就业的近距离平衡，才可减低城内过高的人口密度、保持街道正常的交通量。当时北京古城内的人口已逾百万，密度已经偏高，如果将大量办公设施置于其中，不但于名城保护本身不利，还将导致大量人口外迁，而这些人口为解决就业问题，又必须早晚往返于城郊之间，使交通设施不堪重负。要避免这样的问题出现，就应该将城市新的就业功能集中在新城区建设，周围配备足够的住宅，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跨区域交通的发生，防止交通拥堵。

可是，梁、陈两位的建议在当时复杂的历史环境下未得到采纳。在前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一个改造北京古城的计划被提出，新北京被确定在老北京上面建设。可是拆除古城经济代价太高，尽管北京市在1958年提出10年完成旧城的拆除重建，最后这仍是纸上谈兵。“文革”结束时，北京除了拆除城墙并在旧城内建设了为数不多的大型公共建筑外，整个古城区仍保存着较为完整的状况。可是，在随后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在近10年来北京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中，古城区开始被成片地大规模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商务、商业、办公设施。

老北京被严重损毁之际，梁、陈两位的预言也不幸被言中：由于城市的就业功能过度集中在以老城为中心的地区，郊区人口必须早晚如潮水般地进出城上下班。北京郊区已出现了望京、回龙观等数个可容30万人坑左右的社区，这样的规模在发达国家就是一个中心城市了，可是由于仅具备居住功能，就业问题需要靠市中心解决，这些“住宅城”已经成了北京交通拥堵的“策源地”。